多年来，读恩师李学勤先生著作，谈及先生的学术，常常有不写不快的冲动，想写写个人的体会与感动，然而却迟迟没有动笔。先生博大深厚，气象非凡，学生虽然常常欢喜赞叹不已，无奈只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叹。个人才德不及，感到难以表达自己的心境。也许，先生的不少弟子都有过这样的想法，都有过类似的纠结。
能够进入先生门下，亲炙于先生，想来自己何其幸运！二十多年来，我已经形成习惯，每年都要拜见先生几次，向先生汇报思想，聆听先生教诲，请求先生点拨。先生此次生病后，总盼着先生尽快痊愈，然后去看望先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终得到的竟是先生病重、病危、病逝的消息！
我是以“论文博士”的形式成为先生的弟子的。先生和社科院历史所科研处的郑剑英兄（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系务负责人）都曾告诉我说，以论文申请学位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可能是第一个，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如何。每每提到这一节，我就特别感动，这还是先生厚爱，特别提示我的。
我向先生表达自己想考博士的愿望，是在1992年中国先秦史学会于四川举行的学术会议上。那是一次中国先秦史学领域的盛会，记得很多优秀的学者和青年才俊都到了。一次，好像是饭后从食堂去会场的路上，先生与走在前面的杜勇打招呼，接着说看了杜勇研究《尚书·洪范》的一篇文章，亲切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也就借着这个和谐温暖的场景，我大胆地说出想跟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先生当然不了解我，但给我留下通讯地址，让我把“代表作”寄给他。我一个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学生，哪里有什么代表作，于是把硕士论文和几篇不成样子的文章寄给先生。没想到不久竟收到先生的回信，说欢迎我报考，只是似乎当年没有统招名额。我觉得有些遗憾，但心里却暖暖的，遂暗下决心，期待来年。
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招生数量少，加上当时我儿子幼小，又忙于一个书稿的写作，报考博士的事情便搁置下来。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一次我陪同学校领导因公拜访先生时，先生主动指示我可以以论文的形式申请学位，还说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先生交代的详细，至于更具体的要求，让我与郑剑英先生联系。我盼望多年终于有了跟先生学习的机会，欣喜之情可想而知。返回时，同行的一位领导说我有点儿魂不守舍，心思已经全部转到博士学业和李先生那里。返回后，我立即着手各种准备，不久，我按照要求逐一提供材料。1996年夏天，我完成博士申请程序的注册启动，也开始了自己的新一段学业。
以论文的形式申请学位虽然复杂，我自己却也乐在其中，工作多年以后再继续读书，聆听师教的感觉会有不同。所谓“安其学而亲其师”，能够有机会从游于自己心目中的学术大师，所有的一切怎能不记忆深刻？后来，有人问过我相关情况，每每回忆起来，就觉得温馨温暖；每每说起这些事，都显得津津乐道。
在整整四年的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首先是几门课程论文的写作与提交、外语和政治理论课考试，随后是综合测试和论文答辩。我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先生为我确定了以“西周史”为中心的历史与文献研究重点，三门课程则是“历史文献学”“西周史”和“青铜器”。我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不想以自己已经发表的论文充数提交，每门课程都尽量重新研究撰写，最后郑重提交给先生。在四年的求学过程中，我在许多事情上都得到了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指教和鼓励。先生工作忙，但每次来到北京与先生联系，先生都抽空相见。无论是在先生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先生都认真地听取我的学业汇报，并一一答疑解惑，指点迷津。那一个个场景让学生终生难忘。
博士学位论文该选题了，我经过近一个月思量周折，决定对《史记·鲁周公世家》进行研究。我学习工作在山东曲阜，这里是鲁国故都、孔子故里，对鲁国和孔子儒学的材料接触较多，在老师们的影响带领下，也从事过相关的研究与论著写作。在最初拟定的论文写作提纲中，我打算就《鲁世家》中所涉及的几个重点问题如周公事迹、三年之丧、继承制度等进行研究。可是没想到，其中涉及的问题纠葛繁多，错综复杂，仅仅周公的身世与事迹，就觉得分量不小。于是打算以《周公事迹综考》为题目，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写作。
我拟好了提纲，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还附上了自己预研究中起草的几篇文章，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具体想法。因为初步研究中涉及到了很多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如商周时期的继承制度、《尚书·周书》诸篇的次第等），还有很多古籍（如《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这都是古代文明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虽然自己的想法也经过认真的反复验证，但毕竟不知道先生怎么看，心里很没有底。给先生的信寄出后，一直盼望着来信，因为涉及到的问题重要而关键，自己不敢再继续下去，写作也停了下来。那些日子心情复杂，发现问题的兴奋、对复杂问题的思考、盼望先生回复的急切，这些都纠缠在了一起。记得在那些写作顺利、兴奋甚至亢奋的日子里，自己常常是彻夜笔耕不辍。每天休息前写当天的日记时，往往已经是凌晨三点甚至五点。
过了些天，终于收到了先生的来信。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信封，读后高兴得差点喊起来。先生信中说：“读了来信和提纲，觉得很好。”先生还特意在“很好”二字下面点了重点。我回到家拿给妻子看时，她还开玩笑问是不是我自己点的。先生的指点和肯定，给了我充分的信心，这对我是一个巨大鼓舞。于是，我坚信自己的思考，继续更加严谨认真地研究下去。先生信中还特别提醒说：“学位论文要有创见，立新说是创见，破旧说也是创见。”是的，仅仅周公在西周初年的身份，学术界就有那么多各不相同的看法，要冲破重重迷雾，需要对相关资料进行细心参验，充分认真综合审视。
学位论文完成后，照例要由导师写推荐书。先生的推荐书给了很多赞扬，先生说：“读其《周公事迹综考》，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学风端正，论断实事求是，不拘于前人成说，也不故意标奇立异。论文中广泛运用经史文献资料，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并能参照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发现和研究，做出自己的论断，是一篇较好的学术论文。文中对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有创见的看法，论证详明，无牵强附会之病，尤属可贵。” 这是恩师的鼓励，是先生的鞭策。作为弟子，自然理解这是先生给学生树立的目标。
我与统招博士不同的是，在论文答辩之前还有综合测试。朋友开玩笑说，这个测试不亚于一次学位论文答辩，专家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问题，根据回答的情况，做出一个综合能力的评定。综合能力测试不是论文答辩，所以导师也不用回避。先生给我提出的问题是：张光直先生有“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之说，你认为通向周代历史有哪些途径？试各简要举例说明。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五条途径，就是研究商朝历史的五种手段或路径，即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对我后来的学习与研究有很大的启示，这是关于古代文明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先生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商周历史，正是多种途径、多种方法、多种角度。只有这样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基础上的历史探讨，才能高瞻远瞩，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立体性和洞察力。
先生被誉为这个时代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正是因为先生学识渊博，在每一个领域都有非凡的成就。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对了路才能到达目标。研究历史问题如果只有一种方法，就像我们只有一条路，就会缺少参照，无法矫正偏失乃至错误。一旦偏离了方向，就会越走越远，许多偏差与执拗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评价了。先生成为引领我们看清来路的伟大学者，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巍然泰山，他用六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使自己站立在中国学术的制高点上，驱拨迷雾，看清楚隐藏在古代典籍、古代遗址、古代器物、古代文字中的点滴信息，由此使得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真实地呈现出来。
（杨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