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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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唯一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由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占地150亩,建筑面积46000平方米;内设学术研究部、信息联络部、学术交流部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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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的追寻与仰望——记求学于恩师李学勤先生的片段
发布日期: 2019-04-12 浏览次数:132 来源:未知 作者:杨朝明
    多年来,读恩师李学勤先生著作,谈及先生的学术,常常有不写不快的冲动,想写写个人的体会与感动,然而却迟迟没有动笔。先生博大深厚,气象非凡,学生虽然常常欢喜赞叹不已,无奈只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叹。个人才德不及,感到难以表达自己的心境。也许,先生的不少弟子都有过这样的想法,都有过类似的纠结。
    能够进入先生门下,亲炙于先生,想来自己何其幸运!二十多年来,我已经形成习惯,每年都要拜见先生几次,向先生汇报思想,聆听先生教诲,请求先生点拨。先生此次生病后,总盼着先生尽快痊愈,然后去看望先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终得到的竟是先生病重、病危、病逝的消息!
    我是以“论文博士”的形式成为先生的弟子的。先生和社科院历史所科研处的郑剑英兄(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系务负责人)都曾告诉我说,以论文申请学位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可能是第一个,不知道后来的情况如何。每每提到这一节,我就特别感动,这还是先生厚爱,特别提示我的。
    我向先生表达自己想考博士的愿望,是在1992年中国先秦史学会于四川举行的学术会议上。那是一次中国先秦史学领域的盛会,记得很多优秀的学者和青年才俊都到了。一次,好像是饭后从食堂去会场的路上,先生与走在前面的杜勇打招呼,接着说看了杜勇研究《尚书·洪范》的一篇文章,亲切坦诚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也就借着这个和谐温暖的场景,我大胆地说出想跟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先生当然不了解我,但给我留下通讯地址,让我把“代表作”寄给他。我一个刚刚硕士研究生毕业不久的学生,哪里有什么代表作,于是把硕士论文和几篇不成样子的文章寄给先生。没想到不久竟收到先生的回信,说欢迎我报考,只是似乎当年没有统招名额。我觉得有些遗憾,但心里却暖暖的,遂暗下决心,期待来年。
    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招生数量少,加上当时我儿子幼小,又忙于一个书稿的写作,报考博士的事情便搁置下来。令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一次我陪同学校领导因公拜访先生时,先生主动指示我可以以论文的形式申请学位,还说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先生交代的详细,至于更具体的要求,让我与郑剑英先生联系。我盼望多年终于有了跟先生学习的机会,欣喜之情可想而知。返回时,同行的一位领导说我有点儿魂不守舍,心思已经全部转到博士学业和李先生那里。返回后,我立即着手各种准备,不久,我按照要求逐一提供材料。1996年夏天,我完成博士申请程序的注册启动,也开始了自己的新一段学业。
    以论文的形式申请学位虽然复杂,我自己却也乐在其中,工作多年以后再继续读书,聆听师教的感觉会有不同。所谓“安其学而亲其师”,能够有机会从游于自己心目中的学术大师,所有的一切怎能不记忆深刻?后来,有人问过我相关情况,每每回忆起来,就觉得温馨温暖;每每说起这些事,都显得津津乐道。
    在整整四年的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首先是几门课程论文的写作与提交、外语和政治理论课考试,随后是综合测试和论文答辩。我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先生为我确定了以“西周史”为中心的历史与文献研究重点,三门课程则是“历史文献学”“西周史”和“青铜器”。我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不想以自己已经发表的论文充数提交,每门课程都尽量重新研究撰写,最后郑重提交给先生。在四年的求学过程中,我在许多事情上都得到了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指教和鼓励。先生工作忙,但每次来到北京与先生联系,先生都抽空相见。无论是在先生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先生都认真地听取我的学业汇报,并一一答疑解惑,指点迷津。那一个个场景让学生终生难忘。
    博士学位论文该选题了,我经过近一个月思量周折,决定对《史记·鲁周公世家》进行研究。我学习工作在山东曲阜,这里是鲁国故都、孔子故里,对鲁国和孔子儒学的材料接触较多,在老师们的影响带领下,也从事过相关的研究与论著写作。在最初拟定的论文写作提纲中,我打算就《鲁世家》中所涉及的几个重点问题如周公事迹、三年之丧、继承制度等进行研究。可是没想到,其中涉及的问题纠葛繁多,错综复杂,仅仅周公的身世与事迹,就觉得分量不小。于是打算以《周公事迹综考》为题目,进行博士学位论文写作。
    我拟好了提纲,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还附上了自己预研究中起草的几篇文章,向先生汇报自己的具体想法。因为初步研究中涉及到了很多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如商周时期的继承制度、《尚书·周书》诸篇的次第等),还有很多古籍(如《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这都是古代文明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虽然自己的想法也经过认真的反复验证,但毕竟不知道先生怎么看,心里很没有底。给先生的信寄出后,一直盼望着来信,因为涉及到的问题重要而关键,自己不敢再继续下去,写作也停了下来。那些日子心情复杂,发现问题的兴奋、对复杂问题的思考、盼望先生回复的急切,这些都纠缠在了一起。记得在那些写作顺利、兴奋甚至亢奋的日子里,自己常常是彻夜笔耕不辍。每天休息前写当天的日记时,往往已经是凌晨三点甚至五点。
    过了些天,终于收到了先生的来信。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信封,读后高兴得差点喊起来。先生信中说:“读了来信和提纲,觉得很好。”先生还特意在“很好”二字下面点了重点。我回到家拿给妻子看时,她还开玩笑问是不是我自己点的。先生的指点和肯定,给了我充分的信心,这对我是一个巨大鼓舞。于是,我坚信自己的思考,继续更加严谨认真地研究下去。先生信中还特别提醒说:“学位论文要有创见,立新说是创见,破旧说也是创见。”是的,仅仅周公在西周初年的身份,学术界就有那么多各不相同的看法,要冲破重重迷雾,需要对相关资料进行细心参验,充分认真综合审视。
    学位论文完成后,照例要由导师写推荐书。先生的推荐书给了很多赞扬,先生说:“读其《周公事迹综考》,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学风端正,论断实事求是,不拘于前人成说,也不故意标奇立异。论文中广泛运用经史文献资料,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并能参照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发现和研究,做出自己的论断,是一篇较好的学术论文。文中对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有创见的看法,论证详明,无牵强附会之病,尤属可贵。” 这是恩师的鼓励,是先生的鞭策。作为弟子,自然理解这是先生给学生树立的目标。
    我与统招博士不同的是,在论文答辩之前还有综合测试。朋友开玩笑说,这个测试不亚于一次学位论文答辩,专家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问题,根据回答的情况,做出一个综合能力的评定。综合能力测试不是论文答辩,所以导师也不用回避。先生给我提出的问题是:张光直先生有“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之说,你认为通向周代历史有哪些途径?试各简要举例说明。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五条途径,就是研究商朝历史的五种手段或路径,即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对我后来的学习与研究有很大的启示,这是关于古代文明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先生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商周历史,正是多种途径、多种方法、多种角度。只有这样建立在多学科综合研究基础上的历史探讨,才能高瞻远瞩,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立体性和洞察力。
    先生被誉为这个时代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正是因为先生学识渊博,在每一个领域都有非凡的成就。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对了路才能到达目标。研究历史问题如果只有一种方法,就像我们只有一条路,就会缺少参照,无法矫正偏失乃至错误。一旦偏离了方向,就会越走越远,许多偏差与执拗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半部学术史,一位李先生”,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评价了。先生成为引领我们看清来路的伟大学者,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巍然泰山,他用六十多年的艰辛探索,使自己站立在中国学术的制高点上,驱拨迷雾,看清楚隐藏在古代典籍、古代遗址、古代器物、古代文字中的点滴信息,由此使得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真实地呈现出来。

(杨朝明: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