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孟子》首章“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应遵从传统解释，意为从万中取得一千，从千中取得一百。“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语，据廖平校订，当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一语，据宋王元泽所见《孟子》古本，当作“尽信书则不如无为书”。
[关键词] 孟子；校勘；札记；迹熄诗亡；尽信书不如无书
一、释“万取千焉，千取百焉”
《孟子》首章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逺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茍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段话讲的是义利关系，孟子主张先义后利，才能维持国家的尊卑秩序。
这段话中的“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一语，学界有不同解释。“取”字，传统的解释认为取即取得，意为从万中取得一千，从千中取得一百。此种用法自赵岐、朱熹、焦循等一脉相承，一致认同。如赵岐云：“周制：君十卿禄。君食万锺，臣食千锺，亦多，故不为不多矣。”[1]42朱熹云：“言臣之于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2]201现代学者提出了两种其他解释，第一种认为取意为“取于”，作被动词，省一介词“于”字。意为万乘之国被千乘之家所取，千乘之国被百乘之家所取。如邬玉堂说：“我们认为‘万取千焉,千取百焉’句的‘取’字，即‘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句中的‘弑’字……我们还认为‘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为被动句，‘取’字后面省略了‘于’字。”[3]张觉说：“‘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二句紧承上文而来,‘万’即指‘万乘’,‘千’即指‘千乘’,‘百’即指‘百乘’,‘取’即指‘拭其君’,为‘被取’之义。此二句为上文之总结,言‘万乘为千乘所取、千乘为百乘所取,历史上已见了不少了’。如此解释则文通字顺,合乎孟子雄辩畅达之风格。”[4]还有一种看法是认为取也是夺取之取，但作主动而不作被动讲，意为万乘之国夺取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夺取百乘之家。这种说法据吴小如先生所说，在《幼狮学志》第13卷第一期（出版于1970年代后期）中李辰冬的文章《怎样开辟国学研究的直接途径》一文中有提及，并被《梁实秋读书札记》所引用。其基本意思是，“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是上征利于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是下弑上，这两句对应，正是对“上下交征利”的解释。“不为不多矣”指春秋战国时混乱的情形[5]158。
今人提出的这两种说法固然新颖，但与《孟子》原文意义并不相符，因本段最后有一假设词“苟”，苟字正是承“不为不多矣”而来，单把“不为不多矣，茍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句话抽出来理解，大意就是，所得已经很多了，但是假如后义而先利，仍然还要去争夺才会满足。而所得已经很多，正是对“万取千”、“千取百”的解释，意为国君有一万份（或一千份），你从中分得一千份（或一百份），这已经得到的很多了，言外之意是应该满足了吧，但是如果抱有后义先利的观念，他仍然不会满足，仍要去争夺。这个争夺的结果，就是上文提到的“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这段话其实用的是倒叙法，先将弑君这个结果说出来，然后解释原因，原因就在于诸侯们虽然已经从国君那里得到很多，但由于有后义先利的思想，所以仍然不满足而产生争夺，甚至弑君。
“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之万、千、百，杨伯峻先生理解为是战车的数量：“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大夫拥有兵车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大夫拥有兵车一百辆。”[6]2但这里的从万中取一千，从千中取一百，理解为具体的战车显得比较生硬，而毋宁说是一种利益的分配，理解为地理单位（或税收单位）更为恰当。《礼记·郊特牲》云：“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郑玄注云：“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谓之乘。乘者以于车赋出长毂一乘。”[7]788一甸的居民由于要出一乘车作为赋税，故一甸也称为一乘。孟子此处的万乘、千乘，并非实指具体的一万辆兵车，一千辆兵车，而是指一万个、一千个以“乘”为单位的赋税单位，所谓“万取千焉”意思就是在拥有一万个“乘”赋税单位的国家中，千乘之家可以拥有其中的一千个。这一千个赋税单位，应该是封地或采邑的性质。赵岐注云：“百乘之家，谓大国之卿，食采邑有兵车百乘之赋者也。”[1]41可谓得之。
又此句中的万乘之国，赵岐、朱熹、焦循等都解释为天子，相应地，千乘为诸侯，百乘为大夫。其实万乘并非指天子，因在先秦时期“天下”与“国”是两个层次，孟子既然说“万乘之国”就不可能指天子，况且他说“万乘之国，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是在举例说一个万乘之国，杀其君的肯定是其国中的千乘之家，如果“万乘之国”是指天下，天下只有一个，独一无二，就没必要如此举例。虽然根据周代礼制规定，只有天子有万乘，但孟子生活于战国中后期，许多国家如秦、齐、魏等，通过变法也已达到富强，拥有万乘的诸侯国和千乘的大夫，在当时并不鲜见。那时候，一些大的诸侯国也称万乘。比孟子稍晚的荀子，就已经大量使用万乘一词了，如“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儒效》）荀子称万乘之国一朝而霸，则万乘之国明显指诸侯之霸主，而非天子。因此，万乘之国是指大的诸侯国，而非指天子。
二、释“迹熄诗亡”
《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历来对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或以为周室衰微，歌颂之声不作，故诗亡，而诗亡之后孔子作《春秋》以褒贬；或以为“王迹”即采诗之官，采诗之官停止，诗也就亡了。然而细读这句话，不能不感觉有些别扭，“诗亡”很像一句赘语，好像只是一个传递中介而没有实际意义，“《春秋》作”可以直接接到“王者之迹熄”之后。近读廖平《今文诗占义疏证凡例》，其于前一“亡”字下注云“亾当为，古作字”[8]，廖平认为此“亡”字应为“作”，因其古字形近而误。这样，原文就变成“王者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诗的兴亡就不再只起一个中介的传递作用，而具有了独立的意义。这对我们理解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有很大启发。
“王者之迹熄”所导致的结果，是诗作而非诗亡，在秦汉时代是一种共识。诗的本义是讽刺、讽谏，而这在政治衰败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淮南子·氾论训》云：“王道缺而诗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这句话与孟子之语极其相似，但它是“诗作”而非“诗亡”。《史记·儒林列传》云：“周室衰而关雎作。”《论衡·谢短篇》云：“周衰而诗作。”《汉书·礼乐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都指出了周衰与诗作的因果关系。《汉书·匈奴传》云:“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可见，在秦汉人的眼中，诗本身就是衰世的产物，是对衰世不满的发泄，其中蕴含着怨刺、诉苦等情绪，这也符合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意旨。不仅秦汉时代如此，《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左史倚相对楚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或许有人认为诗包括风雅颂三部分，而具有讽刺作用的只是风而已。对此，有学者指出：“‘诗’原本只是讽谏怨刺之辞的专名,在它产生之初,并不包括用于仪式、纪功颂德的《雅》、《颂》之歌在内。”只是“当讽刺之诗进入仪式而与《雅》、《颂》之歌同奏时,《诗》与《雅》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本来专指讽谏怨刺之辞的“诗”,外延逐渐扩大而成为所有燕享朝会仪式乐歌歌辞的代名词。”[9]
那么诗作和诗亡的具体时代又该如何界定呢？笼统地说，诗作的年代是周衰、周道缺，或王迹止熄的时代。具体说，上引《左传》提到穆王，《汉书》又界定为穆王之孙周懿王时。《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序》云：“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10]大概在西周中后期的穆王、懿王以下，周室无道并开始衰落，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能力，此后直到春秋中期（陈灵公），这个时段可称为“诗作”的时代。春秋中期之后，政治更加衰败，社会更加混乱无序，讽刺、讽谏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诗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那么，应该如何去拯救这样一个乱世呢？就需要有继承诗的新理论或新传统出现，这就是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在孟子眼中，《春秋》继承了诗的作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它虽然有一定的讽刺作用，但它更重要的作用不在讽刺，而是有所建构，它是“天子之事”，有尊王、大一统的大义，而这些都是远高于诗的效用的崭新理论。
综上所述，《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当作“王者之迹熄而诗作,诗亡然后《春秋》作”。
三、释“尽信书不如无书”
《孟子·尽心下》载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此句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千百年来为人们所熟知，并常被引用来指称读书应该具有怀疑精神。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为“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如此理解当然没问题，然颇觉别扭，总让人觉得这句话似乎缺点什么，是否相信书与是否有书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太多联系，而且没有书是指我没有书，还是指世上没有书？
考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卷四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按王元泽引古本《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为书，为者，学也。书安可无也？学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则不如勿学也。”[11]73据此，则《孟子》原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当作“尽信书则不如无为书”，流传过程中脱去“为”字。为即学也，意思是，如果完全相信书的内容，还不如不学书，也就是说，学书不能依赖书，将其奉为完全正确的宝典，而要有怀疑精神，有所去取。这样理解就文从字顺了。“为”之训为“学”，有《论语》为证。《论语·阳货》载孔子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周南》、《召南》是《诗经·国风》的两个部分，为《周南》、《召南》，即学《周南》、《召南》，亦即学诗。又同篇宰我之言曰：“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为礼、为乐，亦即学礼、学乐，可见先秦时期学习诗书礼乐等经典的活动，可称为“为”，“为书“即是“学书”。
另外，汉代的赵岐对这句话的注中说：“书，《尚书》。经有所美，言争或过，若《康诰》曰‘冒闻于上帝’，《甫刑》曰‘帝清问下民’，《梓材》曰‘欲至于万年’，又曰‘子子孙孙，永保民’。人不能闻天，天不能问于民，万年永保，皆不可得为书，岂可案文而皆信之哉。”[1]959其中“皆不可得为书”一语，可见赵岐所见到的《孟子》原文似乎也应该是“无为书”而非“无书”。不过，宋代伪孙奭的《孟子注疏》、乃至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综上所述，《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当作“尽信书则不如无为书”，脱一“为”字。（原载：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曹景年）
[参考文献]
[1][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83.
[3]邬玉堂.读《孟子梁惠王》札记四则[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1(4).
[4]张觉.孟子“万取千”、“千取百”新解[J].古汉语研究,2007(1).
[5]梁实秋.梁实秋读书札记[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6]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孔颖达.礼记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清]廖平.今文诗占义疏证凡例[M].廖平.六译馆丛书.民国十年四川存古书局刊本.
[9]马银琴.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重诂[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10][汉]郑玄.诗谱序[M].孔颖达.毛诗正义: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明]陈士元.孟子杂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