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章出现“社稷之臣”一语：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社稷之臣在《论语》里只出现过这一次，实则也不是孔子师徒论述的重点所在，且古今注家也未曾有明显分歧，甚至于有的注本（如杨树达《论语疏证》）都不曾注解。我们试举古今各两例作为代表。
一是朱熹。其在《论语集注》里对社稷之臣的注解是：
先王封颛臾于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鲁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犹云公家。是时四分鲁国，季氏取其二，孟孙叔孙各有其一。独附庸之国尚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颛臾乃先王封国，则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则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则非季氏所当伐也。此事理之至当，不易之定体，而一言尽其曲折如此，非圣人不能也。
一是钱穆。其在《论语新解》里对社稷之臣的注解是：
社稷犹云公家。即国家的臣属。是时四分鲁国，季氏取其二，孟孙、叔孙各取其一，独附庸尚隶属于公家。今季氏又欲取之，故孔子言颛臾乃先王封国不可伐，在封域之中不必伐，是公家之臣则又非季氏所当伐。
就注解内容而言，钱穆基本上是承继朱熹注解的精神主旨。在其看来，社稷是指向公家，具有国家政权之意，以此类推，社稷之臣就是意指公家之臣。我们对这种注解本身没有疑义，只是就社稷之臣的内涵演变及其引出来的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此处的社稷之臣，意指社稷的臣子或公家的臣子，是一种政治身份归属的确认。孔子为何要强调颛臾是社稷之臣呢？在孔子看来，无论就宗法制度传统还是当时现实情势而言，颛臾已然是鲁国的附庸之国，名义上为一国，实际上就是鲁公之臣，只是不是名义仍为鲁公之臣而实际已专鲁国之政的季氏之臣，季氏为扩充自身实力就想兼并之。此一行为既不正当又无必要，徒增战端而已。在此就区分出了社稷（鲁国）与执政者即公家与私室之间的不同。不过还需要指出，此处的公家还不能简单等同于鲁公，而是鲁国、鲁社稷，此即孔子所言“先王封国”里“先王”之意。颛臾，不属于任何现实的政治个人，不论鲁公还是季氏，而是属于“先王”创建之社稷。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强调颛臾是社稷之臣，则表明其效忠的对象是鲁国，季氏攻击颛臾，也就是对鲁国及其象征鲁公的不臣。而征伐自季氏出，则表明季氏之不礼。而子路等为季氏利益而支持攻打颛臾，也意味着子路他们是以季氏为自己的“君王”，季氏也是鲁国事实上的“君王”。子路他们为了自己君王的政治利益而危害鲁国社稷的根本利益，是为不义。总而言之，无论季氏还是子路他们，都只是站在季氏私家而非鲁国社稷的立场来思考问题。
孔子以颛臾是社稷之臣来批判子路等支持季氏征伐的行为，而子路又以征伐是季氏之政治意志为自己辩护，这表明孔子与子路都认同君王与社稷之别，君王不等同于社稷。但是，在如何安置两者关系上，两者存在根本性差异，子路则以君王为先，而孔子以社稷为先，坚持社稷要高于君王。这是先秦儒家的主流思想。《礼记•檀弓下》有一史料记载：
卫有大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请於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急吊贤者。不释服而往，遂以襚之。
此处“寡人之臣”与“社稷之臣”对举，实则是强调寡人与社稷之别，这也给了柳庄自由选择的空间。其基本接受了社稷要重于君主的政治理念。而卫公的表态或许表明这在当时已经是很普遍的政治观念。
社稷与君王之别对于孔子及儒家具有根本性意义，为其坚持“以道事君，不合则去”（《论语•先进》）、“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以及坚持士人的独立性创造了可能。士人在将信仰之“道”落实到现实政治层面，普遍表现为是忠于君王还是忠于社稷，以此来抵制不义之君王政治意志。需指出，传统中国虽强调民本，但民众不是政治实体，其基本利益更多是通过君王与社稷（国家）来实现，士人为民服务只能通过服务于君王和社稷来实现。事实上，古代贤人士大夫守护民众利益，在现实政治中多是通过忠于社稷的政治行为来抵制不义君王来实现的。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就是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孟子•尽心章句下》）。对此，我们还可举一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晏子面对崔杼弑杀齐君时有一番论说：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在此，晏子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自己对于君主与社稷的关系，晏子与齐君当然存在君臣之义，面对君难，当然要有所行为表现，但是，“社稷是主”，晏子又不会毫无条件地死君难，这要取决于君主对于社稷的态度。晏子显然坚持社稷高于君主的政治立场。社稷高于君王是先秦贤士大夫普遍持有的政治思想。
由上可见，孔子所讲的“社稷之臣”，就是字面的意思，是属于社稷或国家或公家的臣子，而不是君王的私臣。孔子主要是以此凸显季氏之不臣行为以及子路他们忠于君王先于社稷的错误立场。
但是，在后世使用过程中，社稷之臣逐渐发展、演变为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其要表达的意涵方向也发生转变。较具代表性的例证是《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景公使进食与裘晏子对以社稷臣第十三》里具有高度理论性的表述：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请进暖食。”晏子对曰：“婴非君奉馈之臣也，敢辞。”公曰：“请进服裘。”对曰：“婴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辞。”公曰：“然 夫子之于寡人何为者也？”对曰：“婴，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谓社稷之臣？”对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别上下之义，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后，君不以礼，不见晏子。（此段史料亦见于《说苑•臣述》，主体内容类似，略有文字差异。因此段史料并不见于《左传》等史书，而《晏子春秋》《说苑》成书时间大体为西汉时期，至少体现了西汉时期关于社稷之臣的某种认知。）
可见，与上面罗列的“寡人之臣”与“社稷之臣”以强调臣子的服务或效忠对象不同，晏子在此提出的与“社稷之臣”并列的是“奉馈之臣”“茵席之臣”，显然都是有着特殊功能或职能的臣子，同理，此处的社稷之臣强调的也是其功能性或职能性。
而且，晏子从理论的高度对社稷之臣进行了界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建设国家根本制度；领导官僚体制；处理好外部关系。见此，我们可联想到陈平就丞相职责回答汉文帝的话语：“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陈丞相世家》）除去陈平所讲的宰相负有“理阴阳，顺四时”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职能外，其他内容基本上与晏子关于社稷之臣的要求相一致，都是在讲其要辅佐君王管理好全国大事，进而实现政治治理、社会稳定。
我们可得出结论：社稷之臣关系到国家的建设根本和发展道路，这与“三公”为代表的宰辅的职责是相一致。晏子还曾严辞拒绝了齐景公要求其“进暖食”与“进服裘”的要求，而这些都属于满足君王身体的物质欲求，属于君王的私意。而晏子所讲的社稷之臣的职责显然都属于国家层面“公”之“道义”。这表明社稷之臣天然的职责是以公心来制约君王之私心，直谏也就成为社稷之臣的重要政治使命。如汉武帝评价汲黯为“社稷之臣”的故事。《史记•汲黯传》有载：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庄）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汲黯就是以勇于直谏的形象留名于史书的。
考之史书记载，在历史上被称为社稷之臣的朝臣基本上是以直谏之臣的形象出现的，而且其直谏内容多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政治兴衰。即是说，社稷之臣多有直谏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行为，但是，并非所有的勇于直谏之臣都能称之为社稷之臣，还要取决于其他因素，尤其是谏言问题的重要性。如《三国志•步骘传》记载了步骘曾就顾雍、陆逊、潘濬三人在吕壹事件中抗争表现评论到：
（步骘）又曰：“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深责重，志在谒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
顾雍等人反抗吕壹，不是官僚之间的权力政争，因吕壹背后有吴主孙权的政治支持，就演化成为顾雍代表的相权与君权的矛盾，也蕴涵着孙吴君权与江东士族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好坏，直接关系到孙吴政权的存亡。同时，步骘认为社稷之臣的核心内容是“安国利民”“建长久之计”，其根本精神仍然是与晏子的说辞相一致。
社稷之臣演变为一个专有名词，是在之前强调臣子属于“社稷”的内涵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其某种政治功能性或职能性，强调臣子是否足以担当类似公卿职位的杰出政治人才，而其在位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与民众的根本利益。因为，在“人亡政息”的帝制时代，政治兴衰，基本上系于帝王及其政治上依赖的重臣。在这个意义上讲，有没有社稷之臣，确切说是，能不能发现、任用社稷之臣，是帝王能不能实现国家治理的关键所在。这也为历史经验教训所一再验证。
社稷之臣内涵重点的演变，似是由强调臣子是不是忠于社稷转到臣子如何有益于社稷建设。当然，其本有意思也仍然存在，但已经不作为主要内容而出现。这或许与帝制时代君王定于一尊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在理论上，朕即国家，无需过分强调臣子忠于君王还是忠于社稷之别，而是以忠君的不同层次来体现，忠于社稷也成为忠君的一种表现形式。这需要进一步论证。
（潘波涛：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