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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研究院是经国务院（国办函〔1996〕66号）批准设立的儒学研究专门机构，副厅级建制。孔子研究院的建设发展，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发出大力弘扬中华 [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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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礼传家与先秦两汉孔氏家学

发布日期: 2017-04-14 浏览次数：100 来源：孔子文化季刊作者：陈以凤

    家学，是指家族内部父子相传或世代相承之学。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云：“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乎！”（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第100页）孔氏家学即是孔子后裔“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之世业，是中国家学史上的典型代表。它自孔子开创后，一直传承不绝，成为儒学发展的一条辅线，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先秦、两汉时期孔氏家族人才辈出，治学涉猎广泛，博通儒家经籍，孔氏家学呈现出兴盛之貌。具体而言，家学传承也有其一以贯之的主线，即以“夫子之教”为核心要义。而“夫子之教”首重诗、礼，继而孔氏家族也形成了“学诗学礼”的家学风范。“诗礼传家”对孔氏家族影响深远，使其明礼尚德、文化繁盛、学术发达，成为首屈一指的“文章道德圣人家”。
一、孔子重视诗礼之教
    孔子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敏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服膺先王之道、诵习礼乐文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整理上古三代的文化典籍。他首开私家讲学之风，“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关于孔子教学，司马迁记载：“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8页。下引该书，版本同此，不再注明）。同时，孔子也非常注重对其子孙的教育，要求他们尊师道、守礼制、修德明仁，初创孔氏家学。他对其子孔鲤（字伯鱼）的教诲，见载于《论语·季氏》中：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此处孔子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学《礼》，并阐明学《诗》、《礼》的重要意义，“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趋庭”一词亦因之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成为承受父教的代称。《阳货》篇又载：“子谓伯鱼：‘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此处，孔子又具体要求孔鲤研究《诗》之《周南》和《召南》，并指出如不学此两篇，如同面壁而立，前后不得行。这两段记载，简要而生动描述了孔子在家教子的情况，可谓我国古代士人家学的最佳写照。
    孔子教育儿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施教以诗礼，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孔子对《诗》礼的重视有关。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作《诗》是卿士阶层的必要素质之一。《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毛传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316页）孔颖达疏曰：“升高能赋者，谓升高有所见，能为诗赋其形状，铺陈其事势也。”（同上）其中“升高能赋”是士大夫的九项素质之一，即由升高所见所感即赋为诗，描绘事物表达情感。同时引诗赋诗还是贵族们进行社会交往的独特环节，在当时，人们往往通过诗言志，用比喻或者暗示的方法来传道自己的情志，尤其是在一些政治、外交场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7页）
    齐国权臣庆封来鲁国聘问，其车服华丽与其身份地位不相称，在宴会上举动亦十分不恭敬，鲁国叔孙穆子便为他赋诗《相鼠》，取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暗示耻笑羞辱，而庆封因不懂诗而浑然不知。从这个故事中可见当时人们对诗的熟稔以及广泛运用，不熟读《诗经》不懂《诗》，是无法参加上流社会的活动的。孔子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学《诗》而能“达政”、“专对”的说法则是针对《诗》在政治活动尤其是外交活动中的意义而言。故而不熟读《诗经》，是无法参加上流社会的活动的。故而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重视《诗》，曾多次谈学《诗》的意义。如《论语·阳货》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孔丛子·记义》中孔子还专门阐述《诗》之义：
    孔子读《诗》及《小雅》，喟然而叹曰：“吾于《周南》、《召南》见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槃》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于《木瓜》见苞苴之礼行也，于《缁衣》见好贤之心至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食也，于《蟋蟀》见陶唐俭德之大也，于《下泉》见乱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见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东山》见周公之先公而后私也，于《狼跋》见周公之远志所以为圣也，于《鹿鸣》见君臣之有礼也，于《彤弓》见有功之必报也，于《盖羊》见善政之有应也，于《节南山》见忠臣之忧世也，于《寥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楚茨》见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
    此处孔子对《诗》深刻的思想内涵进行阐述，联系伦理道德发掘微言大义，把《诗经》当作了可以进行道德修养教育的教科书。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标志。《礼记·曲礼》云：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故而人有礼“自别于禽兽”，人能好礼、行礼，则是具有文化自觉的开始。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有礼坏乐崩之势，但时人仍然十分重视礼，认为人之立身与行事，当以礼为根本。如孟献子云：“礼，身之干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孟僖子云：“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子大叔云：“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君子好礼、学礼是自立的根本。不熟悉礼仪，就难以立身处世。孔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有礼则安，无礼则乱。”（《礼记·曲礼》）
    孔子是一位教育家，其教育方法与目的，《孔子家语·弟子行》有所记载：“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曰：“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道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即孔子施教，内容是《诗》、《书》、孝悌、仁义、礼乐，但有其先后次序，最终目的在于成人立德。对《诗经》、礼乐的教化功能，孔子更是有深刻体认。他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礼记·经解》）“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当时积累丰厚的三代文化中，他选中了《诗》、《书》、礼乐来作为教育后代与学生的主要内容，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 “成人”，具有温柔敦厚、恭俭庄敬的君子品性，成为从政的良材。他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八佾》）。礼乐不可分，而孔子在教学中认为《诗》与礼也是密不可分的，云：“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礼记·仲尼燕居》），“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只有学好《诗》，才能知礼、于礼不缪，才能更好地进行道德修养。
    正因如此，孔子亲自教导下儿子孔鲤学《诗》礼、通儒术，并明示诗礼之教的深刻内涵，创立了研习“诗礼”的家学传统。
二、先秦孔氏家学的诗礼传承
    孔子身体力行，教育儿子，初步创立孔氏家学。但孔鲤先孔子卒，为家学的传承留下些许遗憾。其孙孔伋（字子思），秉承祖训，研习诗礼，却为孔氏家学的发展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史载，孔子对子思也进行了谆谆教导。《孔丛子》之《记问》篇记载了不少孔子答子思问学的事迹，即是明证。如云：
    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其君以誉为赏，以毁为罚，贤者不居焉。”　　
    子思问于夫子曰：“亟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义之风远也。管仲任法，身死则法息，严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子思问于夫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难诸。”
    当然，上述记载或许经过后人润色，但子思曾问学于孔子，又见于其他记载，应无需质疑。如《孔丛子·杂训》载子思答子上曰：“吾昔从夫子于郯遇程子于涂，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可见子思确曾随于夫子身旁。所以，孔子对子思亦必有家教，《记问》篇所记，当有可信者。
    亲炙于夫子的孔伋亦不负厚望，孺子之年即立下了继承祖业的志向。《孔丛子·记问篇》载：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子思向孔子阐明了自己昭明祖业，不懈进取的心志，故而孔子为后继有人、世不废业而忻然无忧。《礼记》、《孔丛子》等书还记载了子思的一些事迹，其家学传承亦由此可见。
    在《孔丛子·抗志》中子思引：“《小雅·正月》：‘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可见子思熟知《诗》。并有学者对子思之诗学学派归属作了论析，认为子思学出子夏，有毛《诗》风格。（孙少华、刘跃进：《试论<孔丛子>中先秦孔氏子孙的经学思想及其师学渊源》，方铭主编《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368—369页）
    《礼记·檀弓上》记载了子思关于丧礼的阐述：
    子思曰：“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丧三年，以为极，亡则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
    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此两段为子思对丧礼作了阐述，委婉批评曾子“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过礼之举，对制礼的原则有着深刻认识。《檀弓下》又记子思答穆公问“为旧君反服”之礼。《孔丛子》之《杂训》、《巡守》等篇也记载了他阐述吊唁之礼、回答陈庄伯有关巡守之礼等的事情。可见他谙熟礼学。而这自然当得益于从父亲那里就开始的学《礼》的家学传统。
    子思上承其祖，下启其子，积极传承家学。《孔丛子·杂训》篇记载了子思对其子孔白子上的悉心教导和家学传授之事。如云：
    子上请所习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训焉：学必由圣，所以致其材也；厉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又何请？”
    在这里他直接以“先人之训”为教，强调“夫子之教”在于学《诗》、《书》、礼乐，事实上这一传统从孔鲤到孔伋都在继承，也是要求其子继续沿袭。
    关于子上事迹，《孔丛子·杂训》略有记载：
    子思在鲁，使以书如卫问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书伏读。然后与使者宴。遂为复书，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书，然后退。使者还鲁问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受臣书，事毕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书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宾也。”
    远在他乡，子思以书问子上，督促其学业，可见家教之严。而子上接到家信“北面再拜”，复书后“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书，然后退。”这些举动一一循礼而行，足见他也是通礼之士。显然，亦与孔氏家族学礼的家教是有关。史载子上“通习群书，又善兵法”，以贤能闻名于世，曾被齐威王两次传召为相。（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86页）
    孔子六代孙孔穿字子高，史载“笃志博学、沉静清虚，有王佐之才”（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第72页）。从《孔丛子》之《公孙龙》、《儒服》、《对魏王》、《执节》诸篇可见，他曾与公孙龙辩论、答魏王问、答信陵君问、答齐王问、与齐君论车裂之刑，在言行中宣传儒道、弘扬家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政治人物，在当时有着“天下之高士也”之美誉。
    《孔丛子·公孙龙》载：“子高曰：‘若以丝麻加之女功为缁素青黄，色名虽殊，其质故一。是以《诗》有素丝，不曰丝素；《礼》有缁布，不曰布缁。牛玄武，此类甚众。先举其色，后名其质，万物之所同，圣贤之所常也。’”此处子高谈《诗》论礼阐述万物之命名，可见其通晓《诗》、礼。又《儒服》篇记载平原君问询子高“孔子见南子”之事，子高回答到：“卫君请见，犹不能终，何夫人之能觌乎？古者大飨，夫人与焉，于时礼仪虽废，犹有行之者。意卫君夫人飨夫子，则夫子亦弗获已矣。”通过阐述古代大飨礼回答疑问，同时也维护了孔子声誉。亦可见他熟稔礼，继承了学习《诗》礼的家风。
    孔子第七代孙孔谦，字子顺，学识渊博，曾为魏安釐王相，以“圣人之后，道德懿邵”闻名诸侯，还曾担任赵、魏两国国师。《孔丛子·执节》篇载：赵王以平原君及邹文之事问子顺，而子顺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可见子顺承父学，学有所源。尤其是在《诗》、礼方面更是一脉相承。《孔丛子·执节》魏王问：“昔者上天神异，后稷为之下嘉毅，周遂以兴”，子顺引《诗·大雅·生民》“诞降嘉种”，认为此事乃“《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嘉谷以利天下”。知其明于《诗》。于礼，他更是精晓。《执节》篇多次记载他与赵孝成王、季节、申叔等君、卿大夫谈论政治礼法之事。如：
　申叔问子顺曰：“礼，为人臣三谏不从，可以称其君之非乎？ ”答曰：“礼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问此义焉，而告叔曰：‘得称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子顺曰：“然，吾亦闻之。是亡考起时之言，非礼意也。礼，受放之臣，不说人以无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言’，不欲显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则晏子、叔向皆非礼也。”答曰：“此二大夫相与私燕，言及国事，未为非礼也。晏子既陈履贱而踊贵于君?，其君为之省刑，然后以及叔向，叔向听晏子之私，又承其问所宜，亦答以其事也。”
    这里子顺向申叔阐述了人臣事君之礼，并提及其父（亡考）子高、先君孔子对此事的具体看法，以孔子所言“事君欲谏，不欲陈言”为训辩证认识，同时也彰显了礼在孔氏家族内部的传承。
    孔子八代孙孔鲋，字子鱼，亦是先秦孔氏家族中的佼佼者。《孔丛子》之《独治》、《问军礼》、《答问》、《诘墨》诸篇，记录了他的事迹。如《独治》篇记：“子鱼生于战国之世，长于兵戎之间，然独乐先王之道，讲习不倦。”可见孔鲋身逢乱世，却倾心家学，对传承家业矢志不渝，有修文之恒心，后来他成深受时人器重的一代名儒贤士，有“通才足以干天下，博知足以虑无形”之誉。
    在学术方面，孔鲋继承了孔子重礼的思想，对各类礼制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孔丛子·独治》篇即记载了孔鲋答陈涉所问社会伦理之礼，《问军礼》篇又记其答行军出征之礼、命将出师之礼、将居军中之礼。足见他精通各种礼制，而其所言诸礼，不见于其他典籍，必是家学传承。
三、两汉孔氏家学之诗礼传承
    在先秦时期，孔氏家族已经形成了积极向上、学《诗》学礼的家学风范，产生孔伋、孔穿、孔鲋等名家高士。流风所及，两汉时期的孔氏后人如孔武、孔光、孔安国、孔臧、孔僖、孔季彦等或学优而仕、贵为帝王师，或坚守家业、潜心学术，或著书立说、教化乡里，使孔氏家学呈现出更为兴盛的新面貌。在家学传承中，《诗》礼依然是核心内容。这一时期，孔氏家学的传承主要集中在孔武、孔安国、孔臧三支上，各支系的传承又别具特色。其中孔安国一支是家学传承的主力军，几乎代代皆有研治经学，传承家业。下面依照世次顺序，对其《诗》礼传承情况略作考述（有关两汉时期孔子世系之考证，请参见黄怀信：《汉晋孔氏家学与伪书公案》一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1、孔安国之学《诗》守礼
    李学勤先生于1987年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一文中曾指出在：“汉代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孔子后裔一家出过若干人物，有的受封袭爵，有的仕宦显贵，也有一些世守家学，成为一个学派，……学者中最早的一个是孔安国，……此后有些人传习他的学术。”（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简单论述了孔安国与汉代孔氏家学的关系。孔安国为孔子第十一代孙，孔氏家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两汉时期孔氏后裔学术成绩的取得与他本人对家学的继承、开拓和传递密切相关。孔安国秉承先祖遗风，治学以弘扬家学、振兴家族为旨归。《孔子家语》、《古文孝经孔传》所附后序中他曾自叙“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孔子家语·后序》，见王肃注：《孔子家语》，《四库全书》第6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9页）、“反云孔氏无《古文孝经》，欲蒙时人，……吾悯其如此，发愤精思为之训传”（古文孝经·孔氏传序》，见（旧题）孔安国传、[日本]太宰纯音：《古文孝经孔氏传》，《四库全书》第1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从此可见一斑。生于孔门文化世家，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祖训应对他具有很大的影响，他积极进取，广泛求学，史载“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长则博览经传，问无常师”（《孔子家语·后序》，王肃注：《孔子家语》，第109页）。《史记·儒林传》、《汉书·儒林传》亦记载他从申公学《诗》一事：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言《诗》虽殊，多本申公。
    汉初经历焚书和战乱，经济文化等业百废待兴，当时诗学“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汉书·儒林传》），后发展为传今文《诗经》的鲁诗、齐诗、韩诗三家，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孔安国居于鲁地，得地利之便而受业于申公，故其《诗经》学源自申公的鲁《诗》。且《史记》、《汉书》在叙述申公弟子都首数孔安国，说明他当是申公受业弟子中的佼佼者，于鲁《诗》自有一番造诣。
    另，孔安国可能曾游学河间，学习《毛诗》。景、武之世，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以六艺相召，大兴儒术，广纳天下学士，“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山东诸儒多从其游”，由此使河间地区出现了一派学术兴盛的景象。而《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560页）从此可知，《毛诗》是孔安国所传家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史记》、《汉书》等史料并没有记载孔安国何处受学《毛诗》。河间献王推崇古文经学，曾立《毛诗》博士，《毛诗》学在献王及河间儒者的阐释和传播中得到长足发展，名噪天下（参见王长华、易卫华《汉代河间儒学与<毛诗>》，《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6期）。而孔安国正生活于河间文化繁盛之时，他应属山东诸儒之列。所以，我们据此推论孔安国最有可能在游学河间时学习了《毛诗》，归鲁后传于子孙，成为汉代孔氏家学的重要内容。
    对于孔安国，孔臧曾在《与子琳书》（关于《连从子》中孔臧四赋二书，笔者曾考证其真实性，认为其当为汉代孔臧所作，见《<孔丛子>中孔臧四赋二书的真伪考辨》,《西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中称赞道：“侍中子国，明达渊博，雅学绝伦，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及长，操行如故。故虽与群臣并参侍，见待崇礼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孔丛子·连丛子·叙书》）而所谓“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少小及长，操行如故”，等语，可见孔安国不仅通晓礼，并恪守遵行，呈现出德学双修的彬彬君子气象。正因遵礼崇礼，博学绝伦，故而为武帝博士，并获得“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之殊荣。
    2．安国后人的《诗》礼传承
    孔卬，孔安国之子，孔子第十二代孙。《孔丛子·连丛子·叙世》云：“子国生卬，为诸生，特善《诗》、《礼》而传之。”《后汉书·孔僖传》载：“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孔子世家谱》载他“传家学”（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第74页）。其特善《诗》、《礼》正是传家学的最突出表现，而这又显然承继自孔鲤以来的家风。
    孔驩，字仲驩，孔安国孙，孔子第十三代孙。前文引《连丛子·叙世》言其父孔卬“善《诗》、《礼》而传之”，孔驩为其子必得亲传，这同样也是对孔子“诗礼传家”祖训的秉承。
    又《连丛子·叙世》：“子卬生仲驩，为博士。弘农太守，善《春秋》三传，《公羊》《穀梁》训诸生。”《阙里文献考》所载与上述大同小异：“驩，成帝时博士，官至弘农太守，精《春秋》三传，著《公羊》、《穀梁》训诂。”（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第1612页）可见孔驩除于传承《诗》礼之外，更有专长，精《春秋》三传，并有著述传世。
    孔子立，孔安国曾孙，孔子第十四代孙。《连丛子·叙世》云：“仲驩生子立，善《诗》《书》，少游京，与刘歆友善，尝以清论讥贬史丹。史丹诸子并用事，为是不仕，以《诗》、《书》教于阙里数百人。”孔子立终生未仕，乃一清纯儒者，依旧秉承家训，其善《诗》、《书》，并教化阙里，从其学生之数足见他博学闻达，享名乡里。
    据学者研究孔子立与其父孔驩为“训诸生”和“教阙里”还合编了《小尔雅》一书。（参见黄怀信：《小尔雅的源流》，《古文献与古史考论》，齐鲁书社，2003年，第50页）而《小尔雅》不乏专释《周礼》和本《周礼》立说的文字，可知其作者孔驩、子立必研习《周礼》。故而子立也是在恪守学诗学礼的祖训，善《诗》、《书》，《周礼》。
    孔子元，孔子第十五代孙。《连丛子·叙世》云：“子立生子元，以郎校书，时刘歆大用事，而子元校书七年官不益，或讥以为不恤于进取，唯扬子云善之。”《孔子世家谱》记载与此大同小异：“元字子元，为校书郎，尝见称于扬雄，时刘歆大用事，而元七年官不益，或讥其不恤于进取，元泊如也。”（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第74页）子元为校书郎，能担当校书大任，必是饱学之士。而《后汉书·孔僖传》载：“自安国以下，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子元作为孔安国嫡系后裔，对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毛诗》必有涉猎。
    子元以后，孔子建、孔子仁、孔子丰等人亦是颇有声望的博学之士。如《孔子世家谱》记载：“十八代丰，字子丰，以学行闻名，明帝时辟司空府，章帝时为御史。”（孔德成总裁、孔广彬等编次：《孔子世家谱》，第75页）可知他亦是孔氏家族中的品行优良、学识出众的优秀分子。但史料对他们的治学活动记得十分简约，仅《连丛子·叙世》篇云，“善于经学，不好诸家书”。既善经学，对于家族世代传承的《诗》礼必会研习之。
    孔僖，字仲和，孔子第十九代孙。其事迹见载于《后汉书·孔僖传》，主要有同窗诬告、上书自诉和陪驾孝章皇帝等事。孔僖声名卓著，《连丛子下》记载了杨太尉与孔僖之子孔季彦的对话：“吾闻临晋君（孔僖）异才博闻，周洽群籍，而世不归大儒，何也。’答曰：‘不为禄学，故也。’”孔僖淡泊名禄，“不为禄学”，但博学多才，实为当时之大儒。其所治之学，见于《连丛子下》的记载：“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东巡过鲁，幸阙里。……（章帝）曰：‘治何经？’（仲和）对曰：‘为《诗》、《书》，颇涉《礼》、《传》。’”可见孔僖亦“不泯祖业”，继续学诗学礼，传承儒道。因《后汉书·孔僖传》记载孔家自安国之后，世代传习《古文尚书》、《毛诗》，故孔僖所治的《诗》、《书》当为此二者。《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著录其著有《古文尚书传》、《毛诗传》、《春秋传》三书。（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孔子故里志》，中华书局，1994年，第249页）
    孔长彦、孔季彦，孔僖二子，孔子第二十代孙。其生平事迹见载于《后汉书》和《孔丛子·连丛子下》，从中可知，长彦、季彦幼年随父迁临晋，受学于姚进，最终成为学有专长、远近闻名的学者，“十余年，会徒数百”时人编诗赞之：“鲁国孔氏好读经，兄弟讲诵皆可听，学士来者有声名，不过孔氏哪得成。”（《孔丛子》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第61页）但在治学的风格旨趣上，两人却不尽一致。“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后汉书》卷七十九上，第2563页），章句学，即为当时的今文经学；所谓家业，当是自孔子以来孔家世代一脉相承的《诗》礼之学。
    孔安国一支虽不是孔氏嫡系子孙，但其在两汉时期以经学为业，传承不息，代有名家硕儒，治学涉猎广泛，著述丰富，为家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人孔继汾道：“子国至仲和（孔僖字）皆湛深经术，称专家者，……经学推汉世为盛，而孔氏子孙无不以明经征博士者，语曰：良工之子学为箕，良冶之子学为裘，盖言渊源之有本也。”（孔继汾撰：《阙里文献考》，《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第1641页）此语评述了自孔安国到孔僖二百多年中的学术传承，颇为中肯。而自孔安国再向上追溯，事实上孔氏家学由先秦孔子至东汉孔僖及其子孔季彦一直传承不息。而在家学传承中，《诗》礼之学又相沿不衰，优良的家风可谓是渊源流长。
    综上可知，先秦时期孔子重视诗礼，教学子孙，开创了孔氏家学以及“学诗学礼”的家风。这一时期，以孔伋（子思）、孔穿（子高）、孔谦（子顺）、孔鲋（子鱼）为代表的孔子后裔，秉承祖训，以《诗》礼为核心内容，传承不绝，为家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两汉时期，孔安国、孔僖等孔家后人承先秦孔氏家学草创之绪，继续弘扬家学，研习《诗》礼，博通儒家经籍，并“作以训法”，教育宗族子弟，使孔氏家学呈现内容丰瞻、成就显赫之新面貌。汉代之后，孔氏家学因社会政治因素时而兴盛、时而衰寂，但学《诗》学礼的这一传统却传承不息，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历代孔氏家族发展图景中。
    《孔丛子·执节》记载赵王对孔子顺言曰：“寡人闻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来，儒林相继，仲尼重之以大圣，自兹以降，世业不替，天下诸侯咸宾礼焉。先生承绪，作二国师，从古及今，载德流声，未有若先生之家。”此番赞赏之语虽是针对先秦时期的孔氏家族而言。而综观孔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发展，此言亦恰如其分。“儒林相继”、代有贤才、“世业不替”，诗礼传家，孔氏家族也正因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优良的家学风范，“载德流声”，为世人敬仰，成为历史上延绵最久、声闻最著的文化世家。（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26期，作者：陈以凤，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