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关于《古文尚书》问题的论辩中，孔安国《尚书序》与该问题密切相关。这当基于，在传世文献之中，该序叙述《尚书》源起，孔子与《尚书》关系，今古文《尚书》源流，特别是孔安国对《古文尚书》之整理，以及嗣后献书等问题最为系统、全面，是认识、理解《尚书》相关问题，特别是《古文尚书》问题的重要管钥。
自宋代以来，孔安国《尚书序》断断续续地受到学者质疑。朱子首疑此序“不类西京文字气象，未必真安国所作”。阎若璩则以《序》言“科斗书废已久”等，而疑其本许慎《说文序》而作。顾颉刚先生又以孔《序》列少昊为五帝之首而疑其后出。李振兴先生则以《史记》、《汉书》未载该序所谓“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以及《序》中不合有“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为由而定其为晋、宋间人伪作。
然而，在近来关于《古文尚书》问题的反思、讨论中，也有学者对孔《序》重加论辩，认定其为孔安国真作，或虽未明辨而实以其为可靠史料。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关于《古文尚书》的很多问题，如不结合孔安国《尚书序》就很难说得清楚，因此，有必要对该序进行分条重新辨证。
一、关于孔安国《尚书序》的文辞、文气问题
以文辞、语气判断古文献的真伪及年代，是宋代以来主要疑辨方法之一。然质实言之，此法虽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总体主观性太强，很难作为判别古文献年代、作者等的可靠证据。
历史地看来，各个时代的文章、作品既有其总体特征，也必各有其具体面相，难以一概而论。甚至具体到作者个人，由于阅历、环境、体裁等因素的不同，其作品间也会呈现较大差异。
此外，就孔安国《尚书序》问题而言，由于相对缺乏公认可靠的孔氏其它作品相参照、印证，也是诸家致疑的原因之一。但语言学讲究“言有易，言无难”，（赵元任先生语）前述之所疑者，或许正是孔氏文字的风格所在。
又朱子疑孔《序》“只是撰《孔丛子》底人作”，（《朱子语类》，第1985页。）即指该序与《孔丛子》存在密切关系。李学勤先生指出，汉代儒家定于一尊后，孔子后裔自孔安国而至孔僖、孔季彦相承世守家学，形成汉魏孔氏家学，而《孔丛子》一书，实系孔氏家学的学案。（参见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黄怀信先生继之对《孔丛子》源流详加考论，论定其为关于孔子学说暨孔氏家学的可靠文献。（参见黄怀信：《<孔丛子>的时代与作者》，《古文献与古史考论》，齐鲁书社，2003年，第1-14页。）也就是说，《孔丛子》本应与孔安国存在密切关系。朱子的这一疑虑，反而证明《尚书序》可能与孔安国存在密切关系。
二、关于《尚书序》中的“三皇五帝”说问题
“三皇五帝”之说属于对远古历史的追忆，在东周秦汉间实有多种样本，彼此间既有联系，亦有分歧。就其统系、名号而言，已有多家之说，而新出上博简《容成氏》又别列一家；至以“制作”传说而论，则尤纷纭不一。据此以否定孔《序》，恐难令安国及他人心折。
但孔《序》“三皇五帝”说确有特出之处，其称“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7页。）即以前者当“三皇”，后者当“五帝”。然《孔子家语•五帝德》、《大戴礼记•五帝德》均载孔子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史记•五帝本纪》采之。安国既为孔子后裔，常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参见《孔子家语后序》）又尝承太史公问故，不宜对孔子之说漠视如此。不过，这似可从另一角度说明，该序恐非他人伪作。盖据一般造伪常识，作伪者总会力摹其真，很难想象其会留有如此明显不合常理之处。
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此“三皇五帝”说与汉代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相印证，竟亦有别样的合理性。大体而言，东周秦汉时期，“三皇五帝”说实与“五德终始说”相表里，而“五德终始说”沟通天人，与政权更替、政治运行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有汉以前，中国古代社会以贵族世袭为特征，历代王朝皆具有雄厚的血缘组织与文化积累，较易为邦国、臣民等信服、臣服。汉代统治者则起于草莽，若高祖仅为泗水亭长，相当于今日乡镇派出所所长；其父母称刘公刘媪，义同阿公阿婆，实即不知谁何之人；其麾下之臣，则多吏掾白徒之辈。所谓“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清]赵翼着，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37页。）实隐含其时统治阶级政治、文化之资源、凭借等相当匮乏之弱点。概而观之，为稳定国祚，汉室君臣在精神层面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神化高祖所自出，假托为“天子”：《史记》、《汉书》所载高祖斩白蛇故事，附会为赤帝子斩白帝子，赤帝、白帝分居“五方帝”之一，高祖既为天帝之子，自可为天子；第二，圣化血缘，定刘汉为尧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922-923页。）圣王之后，自可代有天下，故汉代学者颇为重视这一记载，以为刘氏出自唐尧之依据；第三，探索国家治理的中心思想，最终以孔子儒家学说当之。
东周时期，“五德终始”说与“五方帝”观念甫一产生，即很快纠合一起，并为现实政治所重视、利用。但直至汉初，这一理论并未完全成熟，仍有不少漏洞。如秦始皇既定本朝为水德，但却忽视秦处西方，色应属白，德应属金；汉代总体尚赤，然高祖之时曾赤黑兼尚，以至进退失据。（参见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6-123页。）“五德终始”说、“五方帝”观念等皆与“三皇五帝”说关系密切，甚至是彼此相对应。大致而言，“五德终始”说属于时间维度之观念，“五方帝”属于空间维度之观念，“三皇五帝”说则代表时人将天与人、历史与现实相沟通之观念。在这一问题上，观念的内容是主观的，但观念的存在却是客观的。结合历史社会，分析观念的内容与意涵，其所存在的时代倒可试加推测。
孔《序》“三皇五帝”说将黄帝上升为三皇之一，而于颛顼之前增一少昊，其要点即在于能确保尧为火德，汉为尧后，故色尚赤。若按一般说法，黄帝色尚黄，必为土德；土生金，则颛顼为金德；金生水，则帝喾为水德；水生木，则尧为木德；木生火，而舜为火德。然若按《尚书序》之说，黄帝为土德，少昊为金德，颛顼为水德，帝喾为木德，而尧则恰为火德。显然，此点与汉代的政治文化需求是密切相应的。
《后汉书•贾逵传》言：
“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
正表明“三皇五帝”说、“五德终始说”与汉代现实政治皆存在密切关系，并非仅是文献考证的问题。吕思勉先生于此指出：
此为古学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一少昊之由。然实六人而为五，于理终有未安。造“伪古文《尚书》”者出，乃去遂人而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如是，则少昊虽增，五帝仍为五人矣。此实其说之弥缝而更工者也。（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按吕先生所谓“弥缝而更工”，意指《尚书序》伪作而成。但是，若探析此序“作伪”之情由、鹄的，其最大受益者应为汉代统治阶级。即以此点而论，也很难将孔氏《尚书序》判为汉以后人伪作。
此外，《尚书序》言“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阎若璩谓：
《说文序》以初造书契为黄帝之史仓颉，此自从《易•系辞》及《世本》来，极确。安国“大序”妄以为伏牺氏，孔颖达从而傅会，正可一笔抹杀。（[清]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下册，第569页。）
按，许氏《说文解字叙》云：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周易•系辞》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世本》秦嘉谟辑补本载：
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宋衷注曰：仓颉、沮诵，黄帝史官。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
固然，许慎《说文解字叙》可与《周易•系辞》下、《世本》相应，自有其依据。然作为对远古史迹之追忆，《尚书序》未必即为无据，可以“一笔抹杀”。
其实，《汉书•艺文志》亦云：“《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关于这一记载，葛志毅先生在研究《尚书》起源问题时指出：
《汉书•艺文志》……把《尚书》的起源与河图洛书联系起来，难免使人想到弥漫于汉代的谶纬家说，因而有荒诞不经之感。……但现代学者大多忽略的是，河图洛书说又与文字起源的传说相关，而《艺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它与《尚书》的起源联系起来。（葛志毅: 《试论<尚书>的编纂资料来源》，收入葛志毅：《谭史斋论稿续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41页。）
葛先生其言有据，且颇有启发意义。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河图洛书问题，至少其中“河图”又与伏羲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尚书序》此说应是与《汉书•艺文志》之说相应的，因此，亦不宜轻易将其否定。
三、关于《尚书》性质、体裁问题的探讨
孔《序》在对《尚书》起源的追溯中，实亦涉及到对《尚书》性质问题的探讨。其称“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意指《尚书》类文献应是“载道”之书，也就是言王道政治，治法、治道之类的早期文献。其谓“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7-8页。）也是指夏、商、周的《尚书》类文献，虽然具体政教不同，但中心思想一致，皆是言政道之书，是以被视为珍贵的政治训诫。
在论述及孔子与《尚书》之关系一节，孔《序》更明确地阐述这一认识：
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同上，第11-13页。）
孔子对《尚书》的具体整理，终极目的是为了“恢弘至道”，使“帝王之制”，即王道制度、思想“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从而“示人主以轨范“，给后世君主提供政教模范。概而观之，从《尚书》的源起，以至孔子的标举，《尚书》性质即是帝王之书，言君主之道、王道思想的典籍文献。必须指出，除《孔丛子•论书》、《尚书大传》所载孔子论《尚书》“七观”等记载外，在现存传世文献中，孔《序》关于《尚书》“载道”论述之全面、系统实罕其俦。
“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系孔《序》对《尚书》体裁的分类。就现存《尚书》篇目及历代学者研究来看，这一分类是比较符合实际。但是，也有学者对“训”这一体裁存在疑虑。葛志毅先生提到，刘起釪先生论述《尚书》六体，独未及“训”， “殆因今传《尚书》中惟伪古文有《伊训》”。葛先生则指出，“训”为《尚书》之一体，并举《春秋左传》襄公四年有“夏训”，杜预解为《夏书》；《国语•郑语》有“训语”，韦昭解为《周书》；《尚书•高宗肜日》全篇乃祖乙“训于王”等为证。其实，关于《左传》所引《夏训》，孔颖达还有更详确的说明：
《夏书•五子之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故于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是大禹立言以训后，故传谓此书为《夏训》也。（[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506页。）
实即明确指出，该篇《夏训》即是《五子之歌》。《五子之歌》中的“皇祖有训”自为大禹之训，祖乙之言可属商训，《国语•郑语》所举《训语》则为周训，除此外，今本《尚书》中还有大量训语存在，是夏、商、周三代皆有训语传下，其实乃历代统治智慧之结晶。历代训语之系统地存在，启示不应轻易否定“训”这一体裁。在这一点上，《尚书序》确有其独到之见。
四、关于孔安国《古文尚书》整理的文字问题
孔安国《古文尚书》整理中的“科斗文字”和“隶古定”一节，是《尚书序》的又一争论焦点。
阎若璩称孔《序》“盖规摹许慎《说文解字序》而作，……至承袭而讹，遂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以所闻伏生书考论文义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并详述汉时古文传承犹存，能识读古文者不在少数。（[清]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附：古文尚书冤词）》下册，第568-572页。）按，阎氏之说未得其实。由近年频出之战国秦汉简帛等文献，可较为清晰地看出文字字形递嬗之情形。作为战国时期抄本的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以及其时的铜器铭文、陶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等，主要为东方古文；但秦汉时期的云梦秦简、里耶秦简、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及现存碑文、玺印文字、货币文字等，则以隶书为主，而间有小篆或带有古文痕迹的文字。概言之，其时文字形体的变迁是客观存在的。
其实，结合现代史的类似情形，或许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所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并非虚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开始废止繁体字，而代以简体，嗣后仅数十年间，社会上已罕有人能读、写繁体字。古今同理，秦代统一文字，固然有利于文化交流，但也在最大程度上隔断古文之传承。由秦至景武之际，约近七八十年，足以形成战国古文传承之断层，何况其间还有秦末汉初一段战乱历史。因此，景武年间除伏生这般跨越数代的高寿之人，或如孔安国、司马迁这班博学多识之辈，实已少有人识得古文。即使孔安国，恐亦很难尽通，尚需借助伏生今文本《尚书》，进行文献比照以读释疑难之字。
因此，孔安国在《古文尚书》整理中由古文而隶书，《尚书序》的这段记载当完全符合景武年间的历史实际。
此外，《史记•儒林列传》谓“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汉书•儒林传》与此略同，惟“今文”作“今文字”，其记载与《尚书序》“隶古定”说各有侧重，亦可相互发明。大致而言，“隶古定”侧重以隶书笔划描述古文之字形，而“以今文（字）读之”，则强调以当时通行文字隶书来校读古文，这与现代的战国秦汉竹简整理程序也大体相同。因此，可以推定，孔《序》“这段文字当是对汉代古文文献整理方法的最早记录”，也应是可靠记录。
五、《尚书序》所见孔安国二次献书问题
张岩先生曾在研究《古文尚书》文献传流问题时提到，孔安国在完成训传后第二次献书，是《尚书序》、《汉书》、《前汉纪》等共同提到的内容。但是，就孔《序》及其它文献对照来看，孔安国虽曾承诏作传，但这第二次献书却并未成功。
按孔《序》云：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20-22页。）
承诏作传，实即对《古文尚书》进行二次整理。而且除作训外，还将原序分割，引之各冠相关各篇之首，故总篇数复为五十八。但是，由于正逢“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也就是说，孔氏并没有将《古文尚书传》献上，终西汉一代，朝廷也并未入藏该书。
有不少记载可以证明此点。如：《论衡•佚文》篇记载，汉成帝“读百篇《尚书》，博士郎吏莫能晓知，征天下能为《尚书》者。”（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61页。）按此百篇《尚书》，即指孔壁所出，孔安国隶定后而献上之《古文尚书》：称“百篇”，盖以孔壁所藏原有百篇，惟壁藏多年及共王坏壁之故，仅得五十八篇。但是，由于孔氏仅献经文，未及献上安国所作训传，因此博士郎吏莫能通晓，成帝朝乃不得已而征天下能解说《尚书》尤其是《古文尚书》之人。嗣后，张霸造作“百二篇”应征却旋识破，正由于汉室所藏《古文尚书》，亦即所谓中秘古文，虽阙训传而经文俱在，两相对照自易验张书之伪。
又，《汉书•艺文志》于《古文尚书》但言：“《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按，此处从张舜徽先生读。）自注：“为五十七篇。”而不言“传”如何。《今文尚书》则于其“经”后，详列“传四十一篇”，以及各家章句、解故、说义、传记等篇数。两相对照，则刘歆、班固等所见之《古文尚书》亦无孔《传》。
此外，唐初学者多次指出，东汉以来流行之杜林所传，贾、马、郑所注之《古文尚书》仅有与《今文尚书》相应之篇目，且并无孔氏训传。如：《隋书•经籍志》云：“（杜林）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唐]魏征等：《隋书》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15页。）《尚书正义》引郑玄《书赞》云：“自世祖兴后汉，……所得传者三十三篇古经，亦无其五十八篇，及传说绝无传者。”（[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30页。）是杜、贾、马、郑等并不传孔《传》，与孔《序》所载正可相应。
而孔《传》之得以传流，其原因可于“传之子孙，以贻后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语中觅得。也就是说，此后孔《传》当与《古文尚书》一起，在孔氏家学内继续传流，其间当然也会伴有孔氏子弟相续润色、修补的情况。于后，在一定机缘之下，《古文尚书》及孔《传》也传与了孔氏以外之人。
六、关于《古文尚书》可能存在的问题
由孔《序》所载可见，《古文尚书》文本亦当存在一定问题。首先，该本有相当程度的残损，其原因一在于长期的壁藏，二在于鲁共王坏壁其间的破坏。据《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子襄以好经书博学，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语《孝经》、《尚书》、《论语》于夫子之旧堂壁中”。（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580页。）又《孔丛子•独治》篇：“陈余谓子鱼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矣。”子鱼曰：“顾有可惧者，必或求天下之书焚之，书不出则有祸，吾将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傅亚庶：《孔丛子校释》，第410页。）子襄为安国祖父，子鱼为子襄之兄，藏书之事，当属子襄为之，或子鱼也曾参与。但总体言之，书自壁藏至景武年间，约历经七八十年，纵使竹简无损，简文也必有若干磨损黯淡。更严重的是，鲁共王坏壁，类似现代强制拆迁，其过程之蛮横、暴烈，以及对竹简造成的极大损坏，皆可想见。因此，其中相当一部分已“错乱磨灭，弗可复知”，（[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17-20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次，孔安国应对竹简古文《尚书》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补缀。由于孔壁竹简的残损，以及竹简文字的艰深，安国乃“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同时，也当对古文《尚书》的残损部分进行最大程度的修正、补缀。其详可参考离扬先生《<尚书>辑佚辨证》相关论述。
整体看来，孔安国《尚书序》存在较大比例的真实性要素，所述事实，往往非亲历其事者不能一一俱道，并对研究孔壁出书、《古文尚书》问题等，均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当确为西汉孔安国所作。
（作者：崔海鹰（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孔子文化季刊》第20期2015年第2期）
